1959年7月17日，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让庐山的汉阳峰更加迷雾重重。深夜的小别墅中，杨尚昆不停地查看着手表，耳边的电话却始终沉默无声。此时的会议正处于激烈的争论环节，中央办公厅急需一份正式的决议稿，时间紧迫得如同勒紧的腰带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脚步声传入耳中，紧接着门被推开，胡乔木披着湿漉漉的雨衣走了进来，肩头还滴着雨水。他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对不起，稿子还没动笔。”这句简短的话语，却如同雷霆般震撼。杨尚昆眉头紧锁，并没有愤怒，只是低声道：“中央催。”话语沉重中透出一丝焦虑。
胡乔木的迟疑并非出于懒惰。自1942年起草《解放日报》社论以来，他已经习惯于在风口浪尖上书写，但这次却截然不同——决议的内容涉及到将彭德怀等人定性为“反党”。胡乔木在心中反复思索，却一句话也没能落下笔，低声向杨尚昆说道：“不能写成那样啊。”这短短的十个字中包含了深深的挣扎与矛盾。彭德怀于7月13日递交的万言信引起了会议的激烈讨论，一开始大家还讨论着“成绩要谈足，问题要讲透”，批评浮夸风的声音不断涌现。然而不到一周，风向却急转直下，实事求是被斥为“右倾”，字句瞬间变成了指控的证据，胡乔木心中一寒，觉得笔尖仿佛蘸上了利刃。
杨尚昆虽然理解胡乔木的为难，但他深知工作不能停滞。他轻拍胡乔木的肩膀：“服从吧，决议总得出。”这句“服从”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显得格外沉重。在会议上，各方表态如同压力阀，许多与会者选择沉默或随声附和，胡乔木被推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。一边是组织的决策，一边是深怀敬意的老上级。延安时期，他常随毛主席身边记录，听彭德怀讲前线故事，那份敬仰并没有因为职务变动而减弱。
1950年抗美援朝时，胡乔木负责新闻宣传，看到阵地上志愿军战士们寄来的稿件，更是深受触动，他深感：“这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。”他建议《人民日报》连载《志愿军一日》，还希望彭德怀为书名题字，彭德怀则谦虚地拒绝了，这一句简单的谦卑让胡乔木对他更加钦佩。回到庐山，胡乔木在回忆与现实间苦苦挣扎。决议初稿迟迟未能产生，会议秘书处已发出三次催电，他把纸摊在灯光下，面对纷乱的思绪，笔尖时而落下，时而停住，写一个字却划掉两个。整整六页，墨迹杂乱如蛛网，他最终放下笔，满怀沮丧：“写不出来，良心过不去。”
两天后的决议仍未定稿。7月23日晚，中央决定成立专项小组，由康生牵头撰写，文件的内容迅速收紧，胡乔木被调离起草组，改为校对。面对文件的定性一栏，他注视良久，没有做任何修改。最终，文稿如期发出。会后，胡乔木的心情并未平复。1960年春，他以调研为名下乡，走遍湖南湘潭和郴州。在看到合作化仓库空旷、公共食堂粥水稀薄的现象后，他的心情更加沉重，笔记本上写下四个字：“浮夸严重”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将调研情况如实呈递给毛主席，并附上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修改建议。毛主席看后只用铅笔圈出了“公共食堂”四个字，未做多余的言语，但几个月后，这一政策开始逐步撤销。
1961年，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成为新的方针，胡乔木参与文件起草时明显放松了许多，但谈到庐山时，他依然缄口不言。当旁边有人悄声询问：“那次决议，你后悔吗？”他答：“字写下去了，就在档案里。可事实也在农村，随时都无法抹去。”有趣的是，当1965年再次审阅那份庐山决议时，档案管理员发现原件的页边多了一行铅笔小字：“历史自有公论。”笔迹被认出属于胡乔木，但他此后再未提起。
岁月推移至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等人彻底平反。文件宣读完毕时，会场一度静默，片刻后，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此时，有人回头望向坐在角落的胡乔木，只见他轻轻合上文件，舒了口气，神情复杂。庐山的雨早已停歇，山路旁依旧高耸的杉树，游客难以想象曾经的深夜灯光下，笔尖竟如此犹豫不决。虽然文件成为了历史，字迹也被整理归档，但那段迟迟写不出的空白，依然在纸缝中隐约可见。
